又有一个国家下达未成年人的“社媒禁令”。

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从3月28日起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范青少年陷入网络色情、网络欺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印尼政府要求所有在该国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作出调整，遵守新规。

再往前看，去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今年1月21日，英国议会上议院表决通过一项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修正案。法国国民议会于1月27日通过法案，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希望该措施能在今年9月新学年开学时生效。此外，西班牙、波兰、希腊、丹麦、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也表示正在考虑推出类似禁令。

由此可见，让未成年人远离社交媒体，颇有点“寰球同此凉热”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看待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禁止使用”是一剂良药吗？

一

出台“社媒禁令”的背景，主要是面对现在内容驳杂、巨量裂变的社交平台信息，未成年人保护很容易受害。

澳大利亚作为首个祭出禁令的国家，就曾指出有96%的10至15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七成曾接触有害内容和行为，包括厌女内容、打斗影片，以及鼓吹厌食症和自杀的素材。

而法国在推出类似法案时，也提到社交媒体网络“会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尤其对大脑仍在发育、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弱的孩子而言，它们时常会让未成年用户陷入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算法里，助长自残或自杀行为”。

换言之，在平台逻辑与未成年人发展阶段之间，正出现某种结构性的错位。社交媒体依赖算法驱动，以停留时长与互动率为导向，不断推送更具刺激性、更容易引发情绪波动的内容。而未成年人尚处于认知与价值观形成期，对信息的筛选能力有限，更容易被极端内容所吸引乃至裹挟。

更关键的是，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家庭已经束手无策。社交媒体早已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从同学交流到信息获取，都绕不开平台生态。

而设备的普及与使用场景的碎片化，也让家长很难做到持续、有效的监督。即便设定时间限制或内容筛选，也往往在技术层面被轻易绕过，在现实层面遭遇孩子的抵触与对抗。

尤其是很多社交媒体是跨国平台，其产品设计、内容分发与规则制定往往发生在域外，一国政府往往难以直接干预，平台的推荐逻辑与审核标准也未必完全贴合本国未成年人保护的需求。

在这个大背景下，由政府出面祭出禁令，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由政府向平台施压，要求其承担更明确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甚至通过制度性手段重塑使用边界，成为一种更具执行力的选择。就像有家长说的，“我终于可以拿走女儿的手机，告诉她政府已经通过了禁令。”

二

但禁令是不是有效，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首先就是青少年并不买账。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约3/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打算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而他们的手段自然也是不少。有的宣称利用家中长辈照片绕过验证，有的利用VPN绕过地域和年龄验证，有的迅速转向了不在禁令名单内的平台。不少澳大利亚年轻人在评论区得意扬扬地留言：“成功破解了！”“哈哈哈，禁令没起作用。”

由此可见，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年轻人技术对抗的手段并不稀缺，完全有办法和种种措施对抗。

再加之平台如何识别，其实也面临不少的挑战。无论身份验证、面部识别、行为识别等等，都并非天衣无缝。对此像澳大利亚政府也不否认，曾直言“尽管社交媒体平台已采取部分初步行动，但监测显示，部分平台履行法定义务仍存在明显不足。监管机构已转入执法阶段”。

也因此，这种禁令很有可能变成一种更复杂的猫鼠游戏——家长管住孩子、政府盯住机构，展开长时间的拉锯，规则不断升级、对抗不断加码，最后各方都筋疲力尽。

而未成年人，是不是就此真的被挡在了社交平台之外，现阶段恐怕人们还难以完全乐观。

三

在类似的问题上，中国读者的关注点当然就是：我们到底跟不跟？

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问题，我们一样遇到了。比如《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0%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30%以上的受访未成年人曾参与过网络暴力相关活动。

而近些年关于沉迷网络、游戏成瘾之类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也因此，在类似新闻的评论区，呼吁“抄作业”、管住未成年人进入社交平台的声音可谓是此起彼伏。

但也要看到，中国面临一些特别的情况。

首先是平台有别。国内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习惯，主要集中在中文信息平台。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内容管理，还是规则设定，平台都更容易被纳入本国法律与监管框架之中，政策传导链条也相对更短。比如对于有害内容的查删、优质内容的供给，社会都有更强的干预能力。

其次则是国内相对统一的身份验证系统。不像跨国平台的身份验证往往较为困难，国内基于实名制与平台账号体系的打通，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分级管理具备更现实的技术可能。

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穷尽手段、必须祭出“杀手锏”的时候，也有待观察。

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是，2024年底，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最新数据，称自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至今，游戏行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收效明显，超7成未成年人周游戏时长控制在3小时内。

说的是游戏，但和社交平台也有类似之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现更精准的限制其实是有可能的。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于本宏明就建议，将十六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但如果仔细看他的建议，倒不是完全禁止，而是要平台尽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比如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禁止夜间时段推送消息等。

全国人大代表田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一刀切”式的禁止并非良策，而是建议13到16岁未成年人需绑定学籍及监护人信息，经授权后方可使用，13岁以下仅开放教育备案类平台账号，既防范风险，又不隔绝合理的数字参与。

四

今天的未成年人，无疑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早已进入爆炸式增长的阶段，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数字环境，知识、娱乐与社交彼此叠加，线上世界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延伸。

未成年人同样有社交需求，这是源于深层的人性本能。何况利用信息技术，未成年人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学习与信息获取。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孩子其实是在社交平台上学习各类知识呢？多少家长老师讲不清的问题，他们是在科普视频中找到解答的呢？

但与此同时，问题同样真实存在。从信息过载到算法诱导，从网络暴力到极端内容，未成年人所面对的风险，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自动消失，反而可能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出现，这也超出了我们的既有经验。

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划定未成年人和网络世界的距离，可能还是一个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使用时间要不要限制？该如何敦促互联网平台？学校该如何引导？家庭该怎样形成正确的使用观念与沟通方式？这些问题很多仍不明确，恐怕也很难通过单一手段一次性解决。

这些出台禁令的国家，无疑提供了一个参考。它们所采取的路径，更像是一种在压力之下的“强干预”尝试，虽回应了社会焦虑，但也要在现实中检验其可行性与边界。这些方案究竟是不是“良药”，又是不是适应所有地方，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